“袁奶奶，得坚持吃药控制血压。”今年春节前，钱亚萍和往常一样到袁学仙老人的家中给她测血压。钱亚萍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自从2014年在一次入村健康宣讲活动上和袁学仙认识后，她就是这里的常客了，“我们把奶奶的身体照顾好了，在外务工的家属才能安心工作，乡村才能越来越有活力”。
“妈妈特别喜欢小钱医生，一个月前就惦记着她来，还给她亲手做了新鞋垫。”袁学仙的女儿张会仙向记者展示了一本简易病历卡，上面清晰地记录了病情信息及用药指南，“这是小钱医生特意给妈妈做的，有她在家照顾妈妈，我们很放心”。
1988年出生的钱亚萍是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弥渡县红岩镇中心卫生院为数不多拥有本科学历的青年医生。2013年，她考入乡镇卫生院，成为基层青年医生队伍中的一员。
最初出诊时，钱亚萍的诊室里一个病人也没有，她只能靠看书打发时间。有时好不容易来个病人，还没出诊室就把她开的诊断单撕毁了。一次，她为一名高血压患者开了处方，但该患者第二天又来卫生院，希望年长的医生为他诊疗，“还碰到一些‘久病成医’，或是宁可相信网络诊断的病人，我的自信心很受打击”。
“除基础诊疗外，基层医疗工作要做更多的是国家公共安全服务，如入户随访、下村做健康宣讲等。刚开始我们不知道怎么开口，也不知道怎么才能让老百姓愿意听、听得懂医疗健康知识。”乐丽芳也是2013年入职红岩镇卫生院的，和钱亚萍一样，她来到基层最希望的是获得老百姓的认可。
为了多和病人接触，钱亚萍常去老医生的诊室学习，主动和病人聊病情，几个月后她诊室的病人明显多了起来。为了让健康宣讲更接地气，在解释心血管系统疾病时，她就把血管比喻成村民熟悉的水管，把血管壁的血液沉淀物比喻成水渍。此外，她还四处打听哪个村子办客宴，一旦打听到消息就背着血压计、宣传页，去村民聚集的地方做健康宣讲。
“以前下村做健康体检，我们的设备是台式血压计、血常规仪、心电图机等。”9年来，钱亚萍深切地感受到红岩镇医疗事业的发展。村民健康意识有了很大提升，基层医疗设备也更加便携、先进，“比如B超机变成彩色的，还增设了生化检查仪器，卫生院全面使用信息化软件系统，药品种类也从100多种增加到600多种”。
新的仪器设备要求新的技能和知识储备。这些年，钱亚萍的手机一直24小时开机。她每天早晨6点半起床背诵医疗知识、7点半到达卫生院、晚上10点开始线上学习。2015年，她获得云南省昆明医科大学本科学历，并通过了国家医师资格证考试。她还鼓励红岩镇的其他乡村医生特别是青年村医，积极提升专业素养，以便更好地服务百姓。
吉祥村90后彝族村医麦桂娟就是其中之一。“吉祥村人口有3000多，是红岩镇唯一一个在半山腰的村子，很多村医来了又走了，只有我妈妈在这坚持了30多年。”麦桂娟毕业后，在红岩镇卫生院从事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2018年，她回到吉祥村成了一名村医。“钱医生很支持我回来，还鼓励我考国家医师资格证。”
乡村医生有着“基层健康守门人”之称，是村民“求医问药”的第一站。在钱亚萍看来，乡村医生的专业能力直接影响村民的获得感，更决定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等医疗政策的贯彻实施效果，是乡村振兴进程中的重要一环。
因此，钱亚萍每月都会为村医进行培训，内容包含诊疗规范化操作、药品使用注意事项等，村医还能从中了解技能提升培训和晋升渠道。据钱亚萍介绍，红岩镇12个村共有39名乡村医生，但人口却有5.2万人，“按照1:1000的比例原则，村医人数远远不够，所以更要管理、培养好已有的村医。”
对于乡村医生队伍的变化，麦桂娟的母亲蔡素芬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介绍，以前村医的收入多取决于接诊量，一旦遇到村民赊账看病，村医往往要自己垫钱。“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和新农合政策出台后，不仅村民看病花钱少了，我们的收入和退休养老政策也越来越好，国家给我们购买了养老保险，我女儿这样的年轻人还可以通过考证转为特岗医生、获得国家编制。”
在中国农村，像麦桂娟和她母亲一样的乡村医生有上百万名。他们的前身是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赤脚医生”。
近年来，脱贫攻坚使基层医疗卫生水平不断提高，村医队伍管理也日趋完善。例如，在政府指导下成立的“健康暖心——乡村医生项目”为基层培养并留住了一批优秀的乡村医生，提升了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和服务可及性，使农村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乡村振兴促进法》对乡村医疗卫生队伍建设作出明确规定，提出要从多方面对乡村医疗卫生的软硬件建设提供有力支持。近期发布的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第二十五条规定，有条件的地方可提供村卫生室运行经费补助，分类落实村医养老保障、医保等社会保障待遇。
“我国卫生事业的每一次飞跃，从防治传染病、寄生虫病，到防治慢性病，再到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促进全民健康，都离不开基层医生的贡献。”弥渡县卫健局副局长鲁贵坦言，“乡村振兴需要更多像钱亚萍、麦桂娟一样的青年医生回基层、扎根农村医疗事业，让个人成长与基层医疗事业发展同频共振！”
